[24]该论者并没有严格区分量刑反制定罪的类型，这也是多数持反对观点者存在的误区。

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当大多数公民的政治情绪或者他们前反思的政治感受都是支持和信任这个国家的，只有当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真正地反映了这个民族的自我认识时，这个国家的制度运作才会是顺畅和有效的，个体在其中也才是自由的。这里的disposition有点类似于康德把感性直观与先验范畴勾连起来的图式。

在宗教中，理念是内心深处的精神，但是，正是这同一理念采取国家的形式而给自己以尘世性，并替自己在知识和意志中获得定在和现实。对国家来说，这种个体的主观认识和认可也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黑格尔认为：宗教是在人的内心深处保证国家完整统一的因素。⑧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49页。二、黑格尔的国家观与政治情绪问题 在近代政治哲学中，卢梭已经看到，契约论的机械主义国家观对于国家理解的致命弱点，这样的国家远不是一个整体，但他尚没有放弃社会契约论的理论框架。

邓安庆翻译的版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黑格尔用国家来指称这个政治秩序，而其宗教概念则相当宽泛，既有泛指一般的宗教概念，也有特指基督教新教的意涵。[59]第二，这种观点使得司法保护完全依赖立法者的权利表达。

在日本，通说性理解是，所谓主观诉讼，是指以保护个人权利利益为目的的诉讼。相反，凡是向法官提出的问题在于判断一项行为或活动与原告的主观权利之间的一致性，那么其就属于主观诉讼。第二，我国行政实体法中有大量鼓励社会参与的相关条款。[56]同上注，第1084-1085页。

包括法院终局判决在内的诸多事项仍然悬而未决。尽管最后通过的《行政诉讼法》将此条改为根据宪法，但难以否认《宪法》41条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宪法基础。

[62]赵宏，见前注[24]，第12页。尽管皮尔斯注意到广泛可得的行政法上的原告资格也可能会产生两项问题：一是加重行政机关的程序负担。[63]赵宏，见前注[44]，第7页。正如赵宏教授所指出的，保护规范理论通过对反射利益的排除，的确在某些方面表现出限缩个体‘权益与自由的客观效果，从另一角度而言，其将个体权利的判定诉诸对客观法规范‘保护指向的法律解释，本质却是希望借由稳定清晰的实定法为个人提供相对于国家的稳固法地位。

陈钟山与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诸暨市好易德商贸有限公司二审行政裁定书，(2017)浙06行终374号。而客观诉讼，是指以保障法规的客观公正适用或一般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诉讼。许崇德将《宪法》41条的六项权利分为监督权和请求权两类，其中控告权属于请求权的一种。第二，将合法性审査原则降格为规则，放在撤销判决部分，能够体现撤销诉讼的审査重点。

作者简介：成协中，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再次，保护规范理论及其背后的主观公权理论，尽管通过将司法保护的范围回归至实体法的规定，有助于实现个人相对于国家的法地位和维护法秩序的安定，但解释方法的多元性和解释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主观公权的判定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司法者的一种主观恣意。

[47]也正因为如此，从法律实践的角度来看，保护规范理论被证明缺乏承载力。本文的分析旨在强调，保护规范理论及其背后的主观公权理论，与德国基本法确立的权力分立体制和高度重视权利保障之司法传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33] 3.对主观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不具有可操作性 狄骥在构建其客观法学说时，致力于清除行政行为法律效果中的主观主义因素，反对行政行为会因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图而创设主观权利或仅仅产生反射利益的观点。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要求重视基本权利在判定主观权利方面的辐射作用，要求高度敏感于权利保障的司法解释技术，要求高强度的司法审查标准，但这些理论和制度上的前提在我国当下都难以满足。《行政诉讼法》实施三十年来，司法实践中以利害关系为标准已经形成了相当丰富的判例，从已有的司法判例中提炼和归纳原告资格判断的具体标准是行政法学者首先要完成的课题。[74]何海波：论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第88页。换句话说，在这类案件中，充足利害关系的议题不能抽象地或者作为孤立的议题予以考量：其必须与法律和事实背景结合起来考虑。[40]王贵松：作为利害调整法的行政法，《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第102页。

在现实中，两种审查模式从未以彼此互斥、对立的方式存在，毋宁欧洲境内所有的行政诉讼制度都同时追求并实现这两项目标。[43] 因此，无论根据确认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的宪法规范和鼓励投诉举报的行政法规范，还是考虑从自由防御型行政法向利益调整型行政法的转型趋势，都难以将个人在我国公法中的地位限定为仅仅能够基于个人主观公权受损才能提起诉讼之被动、消极角色。

起诉人只需要提出，行政行为侵犯了一项直接的、具有人身性质的利益，就足够了。在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中，政府规制也越来越依赖于社会执法(social enforcement)，有赖于社会普通公众举报其发现市场和社会上的违法线索，有赖于违法组织内部的个人就所在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加以举报。

但最终立法者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原因之一在于还是要坚持强化行政诉讼制度监督的功能定位。几乎所有的著作和教材都将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原则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或者特有原则。

因为一方面而言，公民个人并不是公共利益的适格的‘卫士。[30] 2.与公法的不适应性 保护规范理论及其背后的主观公权理论，将个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之条件局限于那些实体法具有保护个人利益指向之情形。从文义来看，此种权利行使针对的显然是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其并未要求个人权利受损。四、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是否能够实现合法权益的更有效保护 在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中，有一种常见的误区，即认为保护规范理论以个人主观权利的识别和保护为目的，因而其引入也必然更有利于个人权益的保障。

[74]在仍然坚守合法性审查原则的立场下，作为平衡枢纽的诉讼权能就应适当放宽。米舒(Michoud)提醒，在公法领域，斗争是发生在两部分人之间，一部分是试图维护那些古老的私法概念……，另一部分则认为这些概念不充分、随意，过于形式化，试图用一些更接近社会现实的概念来代替他们。

我国台湾地区于1998年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将旧法中损害其权利者修改为损害其权利或法律上利益，被视为扩大权利保障范围的重要改进。[20]行政立法研究组1987年起草的《行政诉讼法》(试拟稿)第1条(立法根据)更是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根据《宪法》41条的规定，结合我国行政案件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

依据此种限定，行政机关做出的规则制定行为，显然不能成为越权之诉的对象。以《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为例，该办法10条规定：项目申请报告应当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项目单位情况。

狄骥指出，将主观权利与反射利益对立起来虽然更有学术价值的但同时也是完全虚构的; [34]这种区分不具有可操作性，最终只会得出一些不稳定的、专断的结论。(一)保护规范理论背后的个人主义 保护规范的纳入与诉讼的整体定位相关，是行政诉讼主观化后的必然结果。这实际上是假定立法者的全知全能，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只需要遵从立法机关之制度设计，就能实现权力规范运行和权利有效保障之目的。[15]江必新副院长认为：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査是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必须继续保持。

[13] 最后，对于本条的解释，还应当结合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裁判方式，特别是行政诉讼的宪法根据来展开。原告只能对一个由法律赋予他的或者——基于一项基本权利——他本人直接拥有的权利提出主张，而不可以主张他人或者其他团体的权利。

[24]赵宏：保护规范理论在举报投诉人原告资格判定中的适用，《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2页。当时多数委员认为关于诉之利益，《现行法》第1条仅提及权利侵害者，而未提及法律上之利益。

[72]尽管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时，为回应实践中增强对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增加了行政行为明显不当这一审查标准，但维持法院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一表述。第三，将司法权之启动和审查范围，局限于个人主观公权利的范围，将使得司法机关主要成为一个维护个人权利的私人机构，其作为国家机关的公共品性如何得以体现？其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公共机构呢？ 正是由于以个人主观权利作为基点确定司法保护范围可能存在保护不足，近年来域外司法实践的普遍趋势都是司法保护的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实体法所确定之权利，而更多从事实和后果方面，判断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可能性和行政违法风险。